明季三朝野史

作者: 顾炎武

  「明季三朝野史」四卷,原为抄本,旧题昆山顾炎武辑。因其书记福王、唐王及桂王事,而又称清曰虏,在清代当为禁书。清季文网渐弛,遂有印本行世。兹即据陈汉光先生所见示之光绪戊申(三十四年)上海石印本钞录,并加标点,列为台湾文献丛刊之一。

  此书分量不多,难成专册,用自「荆驼逸史」中录出汪光复撰「航海遗闻」一篇,作为附录。「三朝野史」未记鲁王监国始末,此文正可补其阙也。

  「野史」及「遗闻」皆间有讹误之处,以无别本可校,只得俱仍其旧,不敢妄为窜改。(百吉)

  顾亭林初名绛,国变后改名炎武,字曰宁人,学者称为亭林先生。江苏昆山人。生明万历四十一年,卒清康熙二十一年,年七十。

  他是一位世家子弟——江南有名的富户。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。他的母亲王氏,十六岁未婚守节,抚育他成人。他相貌丑怪,瞳子中白而边黑,性情耿介,不谐于俗,唯与同里归玄恭(庄)为友,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归玄恭,明亡后屡次起义,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,与妻偕隐,自署门联云:“妻太聪明夫太怪,人何寥落鬼何多。”

  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,最喜欢抄书。遍览二十一史,明代十二朝实录,天下图经,前辈文编说部,以至公移邸抄之类,有关于民生利害者,分类录出,旁推互证。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,未成而国难作。清师下江南,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。失败后,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,他幸而逃脱。

  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六日而死,遗命不许他事满洲。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,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,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。《亭林余集》里有一篇霸州茗汤温泉度假村《王硕人行状》,读之便可知亭林受母亲影响之程度。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,立意要等北京恢复,崇祯帝奉安后,才举行葬礼。过了两年,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,勉强把母先葬,然而这一段隐痛,永久藏在他心坎中,终身不能忘却。他后来弃家远游,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,就是为此。

  他葬母之后,隆武帝(唐王)在福建,遥授他职方司主事。他本要奔赴行在,但因为道路阻隔,去不成。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,不足集事,且民气柔脆,地利亦不宜于进取,于是决计北游,想通观形势,阴结豪杰,以图光复。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,在南京),六谒思陵(明怀宗陵,在直隶昌平)。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,但他善于理财,故一生羁旅,曾无困乏。每到一地,他为有注意价值者,便在那里垦田,垦好了,交给门生或朋友经营,他又往别处去。江北之淮安,山东之章丘,山西雁门之北、五台之东,都有他垦田遗迹。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,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,并非纸上空谈。若论他生平志事,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。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,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,弄些钱做什么用处?我们试想一想。他下半世的生涯,大半消磨在旅行中。他旅行,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,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。到一险要地方,便找些老兵退卒,问长问短,倘若和平日所闻不合,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。到晚年,乃定居陕西之华阴,他说:“秦人慕经学,重处士,持清议,实他邦所少,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,虽足不出户,而能见天下之人,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,入山守险,不过十里之遥。若志在四方,则一出关门,亦有建瓴之势”。可见他即住居一地,亦非漫无意义。他虽南人: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,到死也不肯回家,他本是性情极厚、守礼极严的君子。他父母坟墓,忍着几十年不祭扫。夫人死了,也只临风一哭。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?这个哑迷,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。

  他北游以前,曾有家中世仆,受里霸州茗汤温泉度假村豪唆使,告他“通海”。当时与鲁王、唐王通者,谓之通海。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!因此霸州茗汤温泉度假村闹了场大官司,几乎送命。康熙三年,他在京,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,牵连到他。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,入狱半年。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。

  康熙十六年开博学鸿儒科,都中阔人,相争要罗致他。他令他的门生宣言:“刀绳具在,无速我死”。次年开明史馆,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。他给叶信说:“七十老翁何所求?正欠一死。若必相逼,则以身殉之矣。”清廷诸人,因此再不敢惹他。

  他的外甥徐乾学、徐元文,少时由他抚养提拔。后来他们做了阔官,要迎养他南归,他无论如何都不肯。他生平制行极严。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,入坐不久,便起还寓。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,他作色道:“世间唯有淫奔、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,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?”其方正类如此。

  先生讲求经世之学,究心一代掌故,考制度得失,生民利害,与前史旁推互证,而折其中于六经。游历所至,以骡马载书自随,凡西北阨塞,东南海陬,必呼老兵退卒询其折,与平日所闻不合,即发书检勘。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措意,则马上默诵诸经注疏,偶有遗忘,即又发书熟读之。放所撰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百二十卷,取二十一史,十三朝实录,天下图经,旁逮文编说部公移邸抄之类,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随录之,斟酌损益,不空言泥古,务质之今日所可行,垂二十年始就。其别有一编曰《肇域志》,则考索利病之馀合图经而成者。今偶获传本,书计百卷,密行细字,所自谓“本行不尽,则注之旁;旁又不尽,则又别为备录”者也。惜虽造端宏大,而《郡国》仅具长编,颇疏义例;《肇域》又未遑删定,以成一家之言。先生精于音韵之学,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,据唐人以正来人之失,著《音学五书》:一、《音论》三卷,分十五篇,皆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,持论精博。惟入声变乱旧法,后来音韵学者霸州茗汤温泉度假村,愈阐愈密,或出其所论之外。要其发明古义,则陈第后屹为正宗;二、《诗本音》十卷,主陈第诗无叶韵说,不与吴棫《补音》争,而亦全不用棫例;列本证旁证二条,明古音原作是读,非由迁就,故曰本音。举南宋来随意叶读之谬,至是廓清。三、《易音》三卷,以其音与诗音异,又或往往不韵,乃不如诗音之确,且有附会;然考核精当处,于古音不无有裨。四、《唐韵正》二十卷,以古音正唐韵之讹,逐字以求古吉,当移出者移出之,当移入者移入之。视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,但知有字之当入,而不知当出,以至今古纠牵,不可究诘;其体例特为明晰。五、《古音表》二卷,分十部——一东、冬、钟、江;二支、脂、之、微、齐、佳、皆、灰、咍;三鱼、虞、模、侯;四真、谆、文、殷、元、魂、痕、寒、桓、删、山、先、仙;五萧、宵、肴、豪、幽;六歌、戈、麻;七阳、唐;八耕、清、青;九蒸、登;十侵、覃、淡、盐、添、咸、衔、严——凡以平为部首三声随之。其移入与割并之部附见其中。考以古法,多相吻合。另《韵补表》一卷,于古音叶读之舛误,今韵叶读之乖方,各为别注,得失自见。

  先生兼嗜金石,当其足迹所经,荒山颓址,遇有古碑遗迹,必披蓁菅,拭斑藓读之,手录其要以归。著《求古录》一卷,《金石文字记》六卷,《石经考》一卷,每有欧、赵、洪、王所不及者。先生生平精诣之书,无过《日知录》三十二卷。于经义、史学、官方、吏治、财赋、典礼、舆地、艺文之属,一一疏通其源流,考正其谬误,最有补于学术世道。自序云:“愚自少读书,有所得辄记之,其有不合,时复改定;或古人先我而有者,则遂削之。”其去取谨慎、空诸依傍如此。晚益笃志经学,居华阴时有求文者,告之曰:“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也。韩文公起八代之衰,若但作《原道》《谏佛骨表》《平淮西碑》《张中丞传叙》,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,岂不诚山斗乎。”排斥王派理学最力,谓“经学即理学也。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,而邪说以起。”乃本朱子之说,参之以黄东发回抄,所以归咎于上蔡、横渠、象山者甚峻,作《下学指南》一卷。凡请讲学者,亦谢绝之。在关中对人曰:“诸君,关学之馀也。横渠蓝田之教,以礼为先。孔子尝言‘博我以文,约我以礼’,而刘康公亦云‘民受天地之中以生,所谓命也;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’。然则君子为学,告礼何由?近来讲学之师,专以聚徒立帜为心,而其教不肃,方将赋茅鸱之不暇,何问其馀哉!”其宗旨所存,具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云;“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?曰‘博学于文’,曰‘行已有耻’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,营学之事也;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,皆有耻之事也。士而不失言耻,则为无本之人;非好古多闻,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,而讲空虚之学,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,而去之弥远也!”

  康熙庚申,其妻殁于家,寄诗挽之而已。次岁,卒于华阴,年六十九。无子,自立从子衍生为后。门人奉丧归葬昆山。所撰著除上述外,尚有《顾氏谱系考》一卷,《菰中随笔》三卷,《救文格论》一卷,《杂录》一卷,《亭林文集》六卷,《诗集》五卷,《馀集》一卷。高弟子吴江潘耒收其遗书,序而传之。

  其做学问的方法,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。亭林是绝顶聪明人,谅来谁也要承认。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。他从小受祖父之教,说“著书不如抄书”。(《文集》卷二《抄书自序》)他毕生学问,都从抄书入手;换一方面看,也可说他“以抄书为著书”。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肇域志》全属抄撮未经厘定者。(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自序云:历览二十一史,以及天下郡县志书,一代名公文集,及章卷文册之类,有得即录,其成四十余帙。《肇域志》自序云:先取《一统志》,后取各省府州县志,后取二十一史,参互书中,凡阅书一千余部。本行不尽,则注之旁行;旁行不尽,则别为一集,曰备录。)若《日知录》,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。我们试留心细读,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,其实不过十之二三,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。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,在抄而不在著。

  虽说抄书,却绝非如“文抄公”那样为抄而抄,实际上是寓创新于抄书之中。有人问他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,他答道:尝谓今人纂辑之书,正如今人之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,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。所铸之钱既已粗恶,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,不存于后,岂不两失之乎?承问《日知录》又成几卷,盖期之以废铜。而某自别来一载,早夜诵读,反复寻究,仅得十余条,然庶几采山之铜也。(《文集》卷四《与人书十》。)

  你说《日知录》这样的书容易做吗?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。我们根据这种事实,可以知道,不独著书难,即抄也不容易了。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,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,然后下判断。能否得真相,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。资料,从量的方面看,要求丰备;从质的方面看,要求确实。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,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。明白这个意思,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,也可以领会了。

  亭林的《日知录》,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《黄氏日抄》和王厚斋的《困学纪闻》。从表面看来,体例象是差不多,细按他的内容,却有大不同处。东发、厚斋之书,多半是单片义的随手札记。《日知录》不然,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,非经过一番“长编”工夫,决不能得有定稿。试观卷九宗室、藩镇、宦官各条;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,卷十一黄金、银、铜各条,卷十二财用、俸禄、官树各条,卷二十八押字、邸报、酒禁、赌博各条,卷二十九骑、驿、海师、少林僧兵、徙戎各条,卷三十古今神柯条,卷三十一长城条,则他每撰成一条,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,可以想见。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,即为此。不然,《日知录》每条短者数十字,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,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?不但此也,《日知录》各条多相衔接,含有意义。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、秦纪会稽山刻石、两汉风俗、正始、宋世风俗、清议、名教、廉耻、流品、重厚、耿介、乡愿之十二条,实前后照应,共明一义,剪裁组织,煞费苦心。其他各卷各条,类此者也不少。所以,如果拿阎百诗的《潜丘札记》和《黄氏日抄》《困学纪闻》相比,还有点像。顾亭林的《日知录》,却与他们都不像。他们的随手札记,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,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。亭林精心结撰的《日知录》,确是一种精制品,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。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。后来王伯申(王引之)的《经传释词》、《经义述闻》、陈兰甫的《东塾读书记》都是模仿这种工作。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,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。

 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,极为注意。他说:“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”。(《文集》卷二《抄书自序》)又说:“晋以下人,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,郭象《庄子注》,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之类是也。若有明一代之人,其所著书,无非窃盗而已。”《日知录》卷十八《窃书》条)又说:“今代之人,但有薄行而无隽才,不能通作者之义,其盗窃所成之书,必不如元本,名为‘钝贼’何辞?”(同上)他论著述的品格,谓“必古人所未及就,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,而后为之”。(《日知录》卷十九《著书之难条)他做《日知录》成书后常常勘改,“或古人先我而有者,则削之”(《日知录。自序》)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,何况剽窃!学者必须有此志气,才配说创造哩。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,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。“偷书贼”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,于学风所关非细。

 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:一曰精慎,二曰虚心。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。他说:“著述之家,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。”(《文集》卷四《与潘次耕书》)又说:“古人书如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、马贵与《文献通考》,皆以一生精力为之……后人之书,愈多而愈舛漏,愈速而愈不传。所以然者,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十九《著书之难》条)潘次耕请刻《日知录》,他说要再待十年。其初刻《日知录。自序》云:“旧刻此八卷,历今六七年。老而益进,始悔向日学之不博,见之不卓。……渐次增改,……而犹未敢自以为定。……盖天下之理无穷,而君子之志于道也,不成章不达。故昔日之所得,不足以为矜;后日之所成,不容以自限。”(《文集》卷二)

  亭林说:“人之为学,不可自小,又不可自大……自小,少也;自大,亦少也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七《自视然》条)他的《日知录》,阎百诗驳正若干条,他一见便欣然采纳。(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)他的《音学五书》,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。(见《文集》卷四《与潘次耕书》)他说:“时人之言,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,然后可以进于学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二十《述古》条)。这种态度,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。

  亭林的奢述,若论专精完整,自然比不上后人。若论方面之多,气象规模之大,则乾嘉诸老,恐无人能出其右。要而论之,清代许多学术,都由亭林发其端,而后人衍其绪。

  此外著述,尚有《五经同异》三卷,《左传杜解补正》三卷,此外《九经误字》一卷,《五经考》一卷,《求古录》一卷,《韵补正》一卷,《二十一史年表》十卷,《历代宅京记》二十卷,《十九陵图志》六卷,《万岁山考》一卷,《昌平山水记》二卷,《岱岳记》八卷,《北平古今记》十卷,《建康古今记》十卷,《营平二州史事》六卷,《官田始未考》一卷,《京东考古录》一卷,《顾氏谱系考》一卷,《谲觚》一卷,《茀录》十五卷,《明季实录》一卷,《圣安皇地本纪》二卷,《救文格论》、《诗律蒙告》、《下学指南》各一卷,《当务书》六卷,《菰中随笔》三卷,《文集》六卷,《诗集》五卷。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。但观其目,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。要之,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,一在开学风,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,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。二曰开治学方法,如勤搜资料,综合研究,如参验耳日闻见以求实证,如力戒雷同剿说。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。三曰开学术门类,如参证经训史迹,如讲求音韵,如说述地理,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。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,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,竟没有传人。他的精神,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。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,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,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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